媒体的叙事策略是故事、叙述及叙事行为等方面相互内嵌、深度关联的组织系统，为进一步探索各叙事要素的协同与共生关系，本文以第26—33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为研究对象，基于QCA定性分析方法，剖析影响媒体国际传播新闻叙事的必要条件及多因素有效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强议题自主、社交传播环境应用是促动媒体叙事效果提升的必要条件；单一我者叙事和信息传统呈现是影响低传播效果的必要条件。但当媒体以单一我者为叙事视角时，发挥媒体国际影响力、创新叙事方式和强议题自主，是驱动国际新闻叙事效能的最重要因素；在共情叙事能力较弱的传播场景中，他者叙事是驱动新闻叙事效能的核心因素；在非节点事件或新闻以传统方式呈现时，共情叙事和社交传播环境是驱动叙事效能的核心因素。
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实践中，中国主流媒体既是持续发声、深度表达的传播主体，也是有效勾连全球信息场域，更好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创新主体。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宣部批准常设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2010年开始设立的国际传播奖项，要求获奖作品既注重内容的精耕细作和有效阐释表达，又兼具跨文化弥合沟通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探析这些优秀新闻案例的叙事话语表达及传播经验，梳理多样化案例作品中相对稳定的能动性叙事策略和多层级、多方向赋能因素，对更好地拓展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新闻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在国际新闻流动的过程中表征了国家的在场，其力量也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及全球信息流动，涵盖文化、民族、政治等多个方面。在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流动中，媒体更有能力塑造出不同国家对于文化的理解。Miki和Tanikawa提出，媒体可以通过“文化挂钩”（culture peg）和“文化链接”（culture link）等不同方式，将文化意义嵌入新闻报道之中来描述和刻板其他文化，以此来唤醒读者理解其他文化的模式和框架。Sung-Hae等学者则通过对英、美、法、德、中、日、韩等七个国家专业媒体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心国家的主流媒体在塑造国际舆论方面拥有足够的力量。Shahin提出新闻媒体是国家建构的场所，体现了一种基于关系的生产性权力，并进一步提出国际主流媒体能够通过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对全球受众产生影响。中心国家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也会影响到其他欠发达地区，甚至造成地缘政治风险。
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并且通过对新闻话语的塑造达到其价值嵌入和传播的作用。目前，中国主流媒体在软件和硬件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格局视野狭窄、资源整合不足、宣传色彩较浓、策略方法不当、舆论引导不力、传播效能较弱等问题。面对相对弱势的国际传播地位，国内学者从协同智能媒体和社交媒体、跨领域协同合作、创新话语体系、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等不同维度、不同旨向提出具体的提升及应对策略。
好的叙事就是让“创作者与表现对象在循环往复的对话中，各自的视界得以提升，并最终实现了双方的视界融合，表现对象的意义得以开放和呈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要打破既有传播格局，探索“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闻叙事是核心的创新力量。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最早提出了三分法理论，将叙事分为故事、叙述和叙述行为三个层次，其中“故事”代表叙述的内容及其所指，“叙述”指口头或书面叙述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话语，“叙述行为”表示产生叙述行为及叙述行为所处的真实或虚构情境。
巴尔则将叙事划分为文本、故事和素材，其中文本指叙述主体通过语言、图像、声音等媒介组合方式向受众传递故事的文本；故事是文本的内容，它能使素材具有特定的表现、曲折的变化并富有色彩；素材是按照特定的逻辑或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叙述行动者引发的事件。将叙事学纳入新闻传播学领域进行新闻叙事研究，我国起步较早。范步淹在2000年将新闻纳入叙事学研究范畴，也将叙事学引入新闻研究，认为新闻本质上是对事件的叙述。齐爱军则指出新闻叙事学是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在前人关于新闻叙事学定义和框架梳理的基础上，诸多学者也对媒体中的新闻叙事分要素、分层级地进行释义解读，并从新闻叙事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主流媒体的国际叙事创新策略。
以上研究为深入理解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及叙事路径，提供了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研究基础。媒体的叙事策略是由故事、叙述及叙事行为等方面交互内嵌、深度关联的组织系统，而非独立松散的结合。目前的研究大多注重对单一因素的必要性分析及相关性影响的探讨，而缺少综合性策略的数据呈现，较少具体分析媒体各叙事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即：
（1）媒体参与国际传播的各叙事要素中，到底有无影响媒体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被认为是整合传统量化和质化的研究方法，可以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发生“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少案例、多变量的情况，主要探索因果视角下的组态路径。定性比较分析划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其中清晰集适合用于变量具有较明确的分类标准，对变量能进行1和0取值的情况。本文所选取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都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适合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组态视角的csQCA方法，探索媒体国际传播的叙事系统中各叙事要素对传播效能的影响，以及各叙事要素的协同与共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叙事策略。
具体的分析和操作步骤包括：（1）选取典型案例；（2）条件和结果变量的选择及编码；（3）构建线）条件路径组合分析。
本研究选取第26—33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全部获奖作品共计318件（特别奖及一等奖48件、二等奖94件、三等奖176件）进行初步内容分析。由于定性比较分析需要样本内部的充分同质性和最大异质性，案例选择至关重要，即所选取的案例，在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两方面，都要体现充分同质和最大异质，因此，对全样本的抽取选择了理论抽样而非随机抽样。本文抽取的50个样本如表1所示：
本文参考热奈特、巴尔和范步淹的叙事分类，将新闻叙事的指标体系以事件、叙述、叙述行为三个层次进行划分。其中，事件层面，指事件自身性质；叙述层面，指事件如何被塑造、如何被呈现；叙述行为层面，指行为主体将叙述置于何种叙述环境。对于三层次内部具体指标设置和阐述如下：
（1）议题自主性。议题自主性反映事件背后主流媒体对于议题主导权的强弱关系。本文划分为主动布局中方议题（赋值1）和被动设置中方议题（赋值0），其中主动布局中方议题中媒体的角色是议题的优先发起者，自主性最强；被动设置包括响应参与全球议题、回应涉中议题等类别。
（2）事件节点性。事件节点性指媒体的事件报道是否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该指标划分为节点性事件（赋值1）、非节点性事件（赋值0）2个类别。关于本文中的事件节点，既包括借助重大会议、重大主题活动的时间节点进行主题式传播，如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冬奥会；也涵盖对重大事件的纪念节点进行持续的价值输出，如建党百年纪念节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还包括在突发性热点事件的爆发之际的强时效性报道。
（1）叙述者。叙述者是文本中事件的讲述主体，划分为他者（赋值1）和我者（赋值0）2个类别。近年来，“叙事主体由中国人变为外国人，站在‘他者’视角立场下进行新闻报道是国际传播类新闻改变的最明显特点之一”。相较于单纯的中国讲述者，作为他者的外籍人士讲好国际故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海外受众对中国媒体中国立场的报道的抵触情绪”。
（2）叙述视角。叙述视角指叙述事件的角度。本文参考热奈特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基本类型，将叙述视角划分为使用内聚焦视角叙述（赋值1）、未使用内聚焦视角叙述（赋值0）2个类别。内聚焦将文本中的主体予以凸显，消融了“叙事背景与阅读情景分离带来的疏离感”，可以有效带动叙事主体和受众对话，实现内容浸入。
（3）叙述共情性。叙述共情性指标源自近年来共情策略在国际传播中的强调。此指标分为是（赋值1）、否（赋值0）2个类别，具体划分标准延续赵建国在《论共情传播》中的讨论，以共情概念为立足点，从传播内容中的共情定义叙述共情性的覆盖范围，如精神的情感感召、人物的悲欢离合、事件的跌宕起伏等。
（4）叙述方式。叙述方式指新闻事件以何种方式组成。本文将其划分为讲故事和做解释（赋值1）、其他（赋值0）2个类别。原因如下：在国际传播的叙事表达场域中，“‘讲故事（storytelling）’和‘做解释（sensemaking）’在一国价值、文化、形象等因素的对外呈现、角色塑造及政策解释当中的作用日渐明显”。
（5）叙述呈现。叙述呈现指新闻事件最终的外化形式，源自技术发展下对于新闻形式的强调。指标分为创新叙事呈现（赋值1）和传统叙事呈现（赋值0）。
（1）行为主体。行为主体指新闻作品的生产者。基于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文将行为主体划分为中央主流媒体（赋值为1）、地方主流媒体（赋值为0）2个类别。原因如下：在过往的实践中，中央主流媒体更多是“领唱”，地方主流媒体更多是负责协同“合唱”。本文设置这2个指标意在探讨中央主流媒体、地方主流媒体这两个不同的叙述行为主体是否会对国际传播效能产生影响。
（2）叙述环境。叙述环境指事件所处的虚拟环境。在此指标下，本文将其是否在国际社交平台中进行传播和交互作为分类标准（“是”赋值1，“否”赋值0）。原因如下：在跨文化虚拟社区日渐承载起更多的交流活动的当下，意见交锋的平台逐渐向社交平台延伸、形成多元矩阵的交锋。近年来，国际新闻作品也注重在国际社交平台，如X（原Twitter）、脸书（Facebook）等平台上进行传播，通过国际社交平台提高传播声量也成为重要策略。
本文结果变量为国际传播叙事效能。本文认为国际传播叙事效能须在以传播效果为主要研究要素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其政治性和权威性。因此，本文将国际传播叙事效能的恒定标准划分为专家认可度、媒体转引、总传播量三个层面。
专家认可度体现为选取作品的获奖级别。原因是中国新闻奖评选委员和审核委员均由国内专业、权威的学者和业界专家组成，并且评选程序严格，作品名次需要得到评委2/3赞成票，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本文以获奖级别代表专家认可度。本文选取的高国际传播效能的作品以一等奖为主，其所代表的社会价值更突出，政治性、权威性及认可度均更高。
媒体转引为转引国际新闻作品的媒体及媒体数量，是从业界层面衡量国际新闻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效能高低的标准。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的评选文件中多数作品都标明转引的媒体和媒体转引数，在318件作品的评选文件中，媒体转引数能达到100及以上媒体转引数的作品占比较少，整体海外传播中其他主流媒体的认可度较高，因此，本文以媒体转引数100为参考标准。
总传播量为国际新闻作品在海内外的传播量，是从受众层面衡量国际新闻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效能高低的标准。同媒体转引一致，在评选文件中均有明确的传播数据。本文在查看评选文件后发现，传播量1000万及以上的作品占比较少，具有较好的海外传播广度和打开度。因此，本文以传播量1000万及以上为参考标准。
本文在全面分析作品3个层面数据的基础上，在具体选取和赋值环节中将2个及以上层面的高值，即满足评奖级别在一等奖、媒体转引数100及以上、传播量1000万及以上设计为“高叙事效能”、赋值为1；其余设计为“低叙事效能”、赋值为0。
本文在对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获奖作品进行赋值之后，通过Holsti信度检验来对数据的编码进行检验，经过计算，各个变项的信度系数均在0.90—1.0之间，由此编码员间信度结果可以接受。
在对所选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赋值后，得到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所有组合，即线软件对其组合按照布尔逻辑进行运算，进而得到单一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和各要素的所有组合。
在进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中，需要对单因素进行必要性分析。条件变量是否被认为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主要是通过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来判断，如果一致性水平大于或者等于0.9，则可以将该条件变量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除一致性阈值外，覆盖率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代表了条件变量的解释能力，即该条件变量能适用多少的案例。本研究首先检验单个条件变量（包括其非状态）是否为结果变量存在（高叙事效能）或不存在（低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
事件层面：强议题自主为高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表2）。结果表明，在事件层面的所有条件变量中，强议题自主对高国际传播叙事效能的一致性大于0.9（0.960.9），其他条件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表明强议题自主为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要条件，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
国际议题的成功开展，在于议题的优先发起、传者框架和受众框架的有效互动及对议题价值的维护和引导。在这一过程中，把握主动权不仅意味着信息发布者能够掌控对话的节奏和内容，更是一种通过设置议题框架引导国际舆论的方式。但强议题自主的覆盖率仅为0.5333，这说明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自主议题策划和布展，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叙述层面：单一我者叙事、传统叙事呈现为弱叙事效能必要条件（表3）。结果表明，在叙述层面对低叙事效能的必要性分析之中，单一我者叙事、传统叙事呈现的一致性均等于大于0.9（0.960.9），其他条件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即单一我者叙事、传统叙事呈现为低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并且单一我者叙事、传统叙事呈现的覆盖率水平并不低（0.5714、0.5581）。换言之，单一我者叙事、传统叙事呈现已成为多数弱国际传播叙事效能案例中的普遍共性。
在国际传播中，单一的自我言说和阐释路径可能存在单向性说服的缺点与弊病。他者叙事视角的意义恰恰是对这种缺点的修正，通过提供一种跨文化对话的框架，在多元声音的碰撞与激荡之下打破文化隔阂，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创新呈现国际新闻作品，既是适应当今数字化社会中信息传播变革，也是突破文化藩篱、消融传播障碍的关键。综上，他者叙事视角、先进技术手段介入新闻生产，可以实现对新闻作品的有效赋能。
叙述行为：社交传播环境有利于释放国际传播叙事效能（表4）。结果表明，在叙述层面对高国际传播效能的必要性分析之中，社交传播环境的一致性大于0.9（0.9200），其他条件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表明社交传播环境为国际传播高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覆盖率指标也达到0.5750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互动式、参与式特点，提供契合的国际新闻作品，将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领域。不过，从覆盖率的角度上，注重开拓社交环境形成多渠道传播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
对结果变量进行组态分析是csQCA方法需要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fsQCA3.0软件完成前期阈值设定后，可对真值表分析生成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三种不同的解释呈现方式。本研究结合目前多数研究，采用中间解作为QCA结果汇报和解释的首选。同时，结合简约解和中间解还可以形成路径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其中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均存在的条件被视为核心条件，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被视为边缘条件。本研究按照目前研究中对于组态路径绘制的常用规范绘制表5。
在组态分析中，一致性和覆盖度是两个重要的指标：一致性代表了显著性水平，通常认为要高于经验临界值0.800；覆盖率被划分为原始覆盖率（raw coverage）和唯一覆盖率（unique coverage），其中原始覆盖率代表由特定组态解释的案例比例，唯一覆盖率代表由特定组态独立解释的案例比例。
由上表可知，十一条路径的总体覆盖率为0.88，一致性和总一致性均为1，形成的有利于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叙事路径可以解释88%的案例，具有极佳的解释效果。针对十一条路径的具体阐释如下：
其一，路径一、路径二、路径三和路径四：“他者”叙事条件缺失，以发挥媒体国际影响力讲故事、做解释为核心条件的国际传播叙事策略组合路径。
这四条路径虽然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也展现了共性特点（图1）。这四条路径中，都显示在媒体以单一我者为叙事主体时，中央新闻媒体作为叙事主体、讲故事/做解释的叙述方式是驱动传播效能的核心力量。中央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主流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既表现为其在选题、立意、制作等方面高屋建瓴的内容生产能力，也表现为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传播资源方面的有效整合优势。发挥中央媒体讲故事或做解释的叙述方式，可以有效构建国际传播的话语起点和叙事体系。
在此组态下，也呈现出不同的亚型。路径一显示，除了单一我者叙事，节点性事件缺失的情境下，突破媒体传统呈现方式，进行多媒体呈现创新也是核心要素；路径二、三、四显示，以单一我者叙事为主体、非内聚焦叙事情境下，媒体的强议题自主也是核心要素，即通过高度自主设置议题率先进行定性定调，可以充分对议题进行定义、解释，牢牢把握国际传播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其二，路径五、六：显示在非共情叙事的情况下，他者叙事作为核心条件的国际传播新闻叙事策略组合路径。
这两条路径的共性均为他者叙事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非共情叙事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图2）。
他者叙事介入新闻生产，可以实现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中外对话（如关于一些相对理性、客观的话题讨论），为阐释我方立场观点提供天然的沟通桥梁。这种“借嘴说话”以国外受众易感知、易理解的方式更有利于实现价值传播，甚至部分作品借助知名的他者（如知名的外籍学者、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等等）的高关注度提升了作品传播场域的触及度。
而这一条组态的分析结果也与前面的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相互印证。在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环节中，单一我者叙事被视为低国际传播效能的必要条件，而通过组态路径的分析和归纳，以他者叙事为核心条件进行要素组合和嵌套，可以推动实现更高的国际传播效能。
其三，路径七、八、九、十、十一：在非节点事件或新闻以传统方式呈现时，共情叙事作为共性核心条件的国际传播新闻叙事策略组合路径。
此种组态涵盖了路径七、八、九、十、十一，在这五条路径中，共情叙事作为重要的，也是覆盖度最高的核心条件出现。其中，七、八、十、十一这四条路径显示，在节点性事件缺失条件下，共情叙事、讲故事/做解释叙事方式、多媒体叙事呈现和社交环境应用是驱动叙事效能提升的核心条件（图3）。
路径九显示，在新闻以传统方式呈现时，共情叙事、节点性事件和媒体国际影响力是驱动叙事效能提升的核心条件（图4）。
综上，在此组态中，共情叙事的关键性和覆盖度最高，映射出实现高国际传播叙事效能的内在逻辑基础，也体现了需要进一步激发如讲故事/做解释、创新叙事呈现、社交传播环境驱动等核心条件的相互作用与促进。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需要对稳健性进行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包括改变校准锚点、改变分析阈值、增删案例等。本文通过将一致性阈值0.8分别改变为0.72和0.85，PRI从0.75调整为0.8，解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通过检验，说明研究分析和指标解释能力具有较为稳健的解释能力。
本研究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针对叙事元素驱动高国际传播效能进行单因素必要性分析、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并得出影响高国际传播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首先，在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环节。强议题自主和社交传播环境为高国际传播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单一我者叙事和传统叙事呈现为低叙事效能的必要条件。其次，在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环节。本研究按照十一条路径的共性核心条件进行统合整理，发现充分发挥更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媒体、自主设置议题讲故事/做解释的叙事方式、共情叙事技巧、创新叙事呈现等核心条件在组态中的作用，并以此为核心元素对国际传播叙事策略进行整合分析或可形成稳定的、可供推广的国际传播的优秀叙事经验。
综合上述环节的结果，本研究在总结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作品的叙事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优化建议。
（一）以精细化议题布展，提升“在地经验”由“区域到脱域”有效混杂的全球融通
国际传播新闻奖优秀案例大多以国家的价值、意义形塑需要为议题框架勾连事实、人物和故事，和“科目三”“一剪梅”等娱乐交互类全球化数字迷因不同，其更注重内容的精耕细作和传播的维度向度规划。通过前文分析发现，专业媒介的强议题自主，尤其是中国讲述者作为叙事主体时，以讲故事或做解释的方式寻求和全球用户共通性的建构，是媒体驱动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路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更多的是准确地回应目标受众，而不是正确地传播信息。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在自主设置报道议题时，应通过精细化、区域性和特色性议题布展，更注重媒体和用户在全球信息场域的有效信息弥合和共通性建构。
一方面，将区域、特色、异质性内容转化为“全球地方性文化”，以融通中外的媒介符号，有效弥合西方媒介镜像中的印象偏狭。“中国已经有能力在全球性的公共知识生产中提出自己有价值，值得大家尊重的产品。”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自身信息链接优势，持续挖掘去地缘政治的中国特色内容，以更具人文和国际融通性的合适话题，培养中国媒体和全球用户的持续链接。如获奖作品《胡同里的藏文课》（第31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三等奖）生动展示了藏文老师珠穆在胡同里“最后一节藏文课”的坚守与选择，记录了珠穆老师带领学生赴高原开展“藏源”文化体验的初心与梦想。安徽广播电视台作品Along The Yangtze River（《家住长江边》，第32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三等奖），通过外籍自媒体人的国际视角，深入了解长江禁渔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渔民们的生活变化，展现了中国“长江大保护”的生态治理智慧。
另一方面，面对国际传播场域中的冲突蔓生，中国媒体对重要政治议题应持续关注和长期策划，积极自主布展舆论走向，将中国声音、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和全球共同发展及时有效链接，形成“意义的再脉络化”。如《谎言包装下的“迁徙圣战路”》（第26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三等奖）、《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第30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一等奖）等获奖作品，通过回溯新疆反恐历程，揭示出新疆暴恐问题并非其他国家主流媒体曲解下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而是暴恐问题，从而引起了诸多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使境外观众也对中国打击暴恐表示理解和支持。
媒体应意识到，在特定阶段、特定时间点，针对特定议题形成的相互争论，反而能激发用户和媒体更有意义、更有分量的持续对话。因此，在主流媒体进行政治话语实践时，应善于将“主要矛盾”“核心观点”鲜明及时地与“全球共识”“全球利益”“全球应对”等议题深度衔接，在多元、积极回应中凸显中国地方性声音的世界影响，寻求政治议题传播中中国媒体自主架构的“有限共识”。“有效回应世界关注，也就在‘地方性’中超越了‘地方性’，也就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其传播效果将是世界性的。”
同时，在秉承以民族特色、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全球责任有效交融的既有议题传播经验时，主流媒体也要更深入探析不同信息发布平台用户的信息偏好和心理感知特点，生产更多样的“日常性”“社区内容”，以更强的共情能力有效拓延中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平台的用户自主卷入规模，在糅杂多样用户基数基础上，中国声音才能更有效地传播。
QCA分析发现，共情传播，尤其是非节点事件中的共情叙事和叙事方式创新，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条件。专业媒体除了陈述报道事实，更需要思考如何通过传播实现内容和用户的具象沉浸、移情体验和同向情感共鸣。
提升共情叙事效果，首先在感官和感知层面，应不断思考可沟通、可具象沉浸体验的叙事方式创新。目前中国新闻奖国际新闻类的318个获奖作品中，16.67%的作品积极应用融媒技术进行丰富的新闻叙事呈现，如获奖作品Daka! PLA（《打卡！中国军队》）（第32 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一等奖）便是在传统的音视频展演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互动和动画展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笑脸》（短视频新闻，第29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二等奖）融合短视频新闻、移动直播、新媒体报道界面等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融合创新；《中国日报》作品《同时照12000面镜子是什么感觉》（第33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二等奖）则创造性地融合动画、XR、虚拟制片等技术，从科学实验的角度具象体现十年中国环保成就蕴含的深刻意义。
除了审美共情，借助生动的故事讲述激发用户的情感沉浸和感同身受，如获奖作品《一墙一洞一“熊掌” 治愈系咖啡店背后的暖心故事》（第31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三等奖）则关注上海一家咖啡师全部为聋哑人的咖啡馆，在日常、轻松化的氛围中叙述细腻感人的温情故事，展现突出中国城市人文关怀的同时，也以更强的情感共通推动了国际传播平台的用户自主卷入。中央电视台《医道无界》（第29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一等奖）选取中国援非医生这一群体，讲述中国医生救死扶伤的生动故事。这类充满了爱、善良、正义、勇气的故事更能激发人类共通情感共鸣，更有助于打破不同国别、文化的认知壁垒实现“逆向输出”。
同时，将情理、事理结合不同传播议题有效融入审美体验和情感沉浸，探寻在全球用户既有认知经验内可沟通、可理解、可接受和可认同的媒体言说，适时理性传达中国思想、精神和智慧，寓情于理，既能提升用户了解资讯的深度习得感，也能培养“全球中国”“可沟通中国”的用户印象。“从感官的愉悦到情的愉悦，再上升到‘理’的愉悦，这个进阶过程也为人类可交流的方面提供更多的探索空间。”
通过QCA分析发现，社交传播环境是影响媒体国际传播叙事效能的主要因素。在国际传播交互环境建设方面，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超过半数都发布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如X、脸书、油管、TikTok等，普遍实现了在传播渠道中的多维拓展和多向互动。
但从中国国际传播优秀新闻案例的评语中，我们看到，衡量新闻传播沟通效果主要以新闻本身的传播影响力为重要维度，依托内容的交互以“媒体生产内容-用户扩散回应”为主。
目前，以移动社交卷入、用户多散点聚合和小世界拓扑等信息传播特征驱动的对话早已超出主客体间的单一互动和反应。因此，高质量新闻传播内容要发挥更有渗透力的传播效能，须打破依托内容激发用户反应的一次性对话方式，通过丰富对话内容、对话深度和对话层级形成“阶梯性”“多元性”对话空间，不断完善具有迭代和升级效应的“对话循环”。
“真正的对话需要超越( A到B，B到A) 双向交流的单一互动和反应，形成一个由发送方－接收方－响应方构成的重复迭代和‘闭合循环’”，中国主流媒体在构建信息扩散场域时，应进一步丰富完善专业力量，自主下沉至用户的交互场景，努力成为不同情境下的常态对话者，在多元声音中寻求“相对较佳”的信息传播方案。这种多元对话有可能依托新闻内容，多样配置更丰富信息，从而进行更深入的阐释、表达、交流，实现用户和媒体从熟悉、理解到信任的创造性关系重构。
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力量，应逐渐“打破以往孤岛式、散落式的社会关系组织形态，向着重新连接一切的方向改变，媒介以社会宏观‘操作系统’的模式将所有个人纳入宏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将连接拓展至宏观层面”。这需要媒体有效协同国内外优质资源，积极塑造“全球中国”话语体系传播联动机制，努力提升“特色中国”的多维人文交流价值，真正实现依托媒体加强融通的大外宣传播格局。
刘涛 张媛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数字叙事及其语义修辞机制以融合新闻叙事实践为例.pdf
詹恂 祝丹文-数字新闻学视域下主流媒体融合新闻的情感线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的叙事研究.pdf
刘涛 张媛媛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数字叙事及其语义修辞机制——以融合新闻叙事实践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