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人工智能时代的记者定位、平台研究、媒体透明度、数据新闻、第一人称叙事、“爸爸博主”等多样主题。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其对新闻业以及记者在未来新闻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发表在2025年第1期《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的一篇文章通过对丹麦记者的访谈，着重探讨了记者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和态度。
研究发现，记者们普遍承认人工智能在优化新闻生产流程方面的潜力。比如，记者们预期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新闻采集和新闻生产，进一步将他们从琐碎的常规任务中解放，以从事更具深度和影响力的工作。尽管记者们对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可信度以及自己工作岗位被取代的风险表达了广泛担忧，但他们更直接的担忧在于人工智能对其工作意义和职业身份的影响。
很多记者认为，他们具有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人类特质。比如，记者可以亲临新闻现场，收集令新闻故事栩栩如生的感官细节；与受访对象进行充分的人际互动，表达同理心；具有新闻直觉，对新闻故事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能对时局进行批判性的、细致入微的思考，具有创造力。此外，许多记者还指出伦理考量和伦理决策是新闻实践的重要方面，人工智能很难独立处理这些棘手问题。
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促使记者重塑他们的专业技能，越来越强调“人情味”（human touch）的重要性，即新闻工作者要对一些新闻故事和消息来源具备情感理解和支持，否则，新闻内容会“千篇一律”，变得过于“乏味”“冷漠”“机械”。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时代记者对自身职业认知的变化。
目前，学界对超越英美主导市场之外的不同平台化结构模式的理解还不够充分。鉴于此，在2025年第1期的《国际文化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中，有文章以音乐平台化为例，构建了一个平台化的政治经济模式分类标准。文章界定了存在于全球任何音乐市场中的三个变量：平台依赖性（platform dependence）、“全球性”平台的主导性（dominance of ＂global＂platforms）和平台与唱片行业的融合程度（the degree of platform and recording industry integration）。
具体而言，首先，尽管音乐流媒体已成为当下主流的音乐消费方式，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程度存在差异。相应地，不同市场中音乐家对音乐流媒体平台带来的收入和曝光的依赖程度也各有不同。因此，平台依赖性是研究平台化对文化市场影响的一个重要变量。其次，全球性流媒体平台（如：Spotify）在不同国家的地位各不相同。“全球性”平台的主导性这一变量对平台监管具有重大影响，相较于国际音乐流媒体平台，政府对本国平台的监管要相对容易。第三个变量描述的是音乐流媒体平台与唱片行业的结构性关系，这一变量在考察音乐家和唱片公司的相对自主性时至关重要。
文章基于上述三个关键变量，对韩国、荷兰和尼日利亚的有关案例进行了讨论，说明了这些变量如何构建结构不同的平台化模式，从而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解读文化生产者在多样化的平台生态系统中的经历和处境。
随着部分公众对新闻信任的下降，学界和业界开始提倡通过提升透明度来恢复公众信任。透明度的核心在于公开新闻制作的相关过程，减少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从而增强公众对新闻的理解和认同。目前，关于媒体透明度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对不同媒体的系统性比较。2025年1月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媒体在透明度方面的差异。
论文聚焦6家荷兰媒体，首先将它们分为数字原生媒体、公共媒体、深度报道媒体和娱乐化媒体四种类型，然后从作者透明度、更新透明度、来源透明度、生产透明度四个维度分析了媒体的报道内容。研究发现，数字原生媒体和娱乐化媒体在更新透明度方面表现较好，公共媒体在来源透明度方面表现较好，深度报道媒体在作者透明度方面表现较好。文章认为，不同媒体在透明度实践上的差异，与它们的价值结构和政策选择有关，也会受到商业压力、资源限制和受众期望的影响。
文章建议，媒体透明度可能因国情而异，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不同国家的媒体在透明度实践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新闻信任度和受众行为。
近年来，随着数据新闻的发展，新闻学和可视化研究的学者都开始密切关注这一话题。鉴于两个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发展历史，它们在研究数据新闻时很可能也遵循不同路径。鉴于此，在2025年第2期《新闻学》（Journalism）中，有学者对来自以上两个领域的数据新闻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样本涵盖2010年至2023年间发表的121篇学术文章。
研究发现，数据新闻领域出现了两条平行的学术研究路径，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集。两个学术路径的差异可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的区分进行类比。出于批判研究的动机，新闻学学者主要通过研究数据新闻的生产流程和参与者来审视该话题。相反，可视化研究者则以一种接近行政研究的动机来研究数据新闻，这使他们能够在扩展数据新闻记者的技术和方法工具箱的同时，提供一种基于情境的评估，以了解可视化如何与新闻领域相互作用。具体而言，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关注数据新闻的原因不同。新闻学学者对支撑数据新闻的要素感兴趣，比如他们会研究记者在处理数据时所具备的技能。相反，可视化研究学者则专注于了解哪些技术、可视化工具和方法可以用来解决具体情境中的问题。
其次，收集和组织材料的方式不同。实证研究在两个领域都占据核心地位。可视化的学者在研究数据新闻时很少大段引述理论，新闻学研究则表现出对理论的更大依赖，具有更多样的理论选择。
最后，生成的知识类型不同。对于新闻学学者来说，其研究主要专注于观察和批判数据新闻的生产流程、方法及其对从业者的影响。可视化研究则更关注与数据和可视化相关的“物质方面”（material aspects），比如开发技术原型，为从业者提供设计和可视化方面的指导。
20世纪60年代“新新闻主义”兴起后，第一人称叙事便开始出现在新闻故事写作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界对第一人称叙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其可能过于主观、自恋或暴露过多个人信息。在2024年12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中，有论文以播客故事为例，探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新闻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听众的关系。
文章采用了修辞叙事学中的角色功能理论，对三部获奖的播客故事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叙事中发挥着三种作用：第一，合成功能（synthetic function），推动故事发展，例如在“侦探式”的调查报道中，记者作为观察者推动情节展开；第二，思辨功能（thematic function），通过代表性角色来突出主题，例如记者通过自身经历与主要角色形成对比，从而深化主题；第三，模仿功能（mimetic function），通过呈现真实人物的特质，使听众能够感同身受，例如在个人故事中，记者通过展现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共鸣。
论文指出，在播客等音频故事中，第一人称叙事可以通过其独特的媒介特性增强故事的亲密感、真实性和吸引力。人声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能通过语调、情感和非语言信息建立记者与听众之间的“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论文认为，第一人称叙事并非简单地讲述个人经历，而是一种策略性选择。记者需要根据叙事目的和情境，精心塑造自己的角色形象，选择性地展示自己的特质和经历，更好地发挥“我”的潜力。
近年来，育儿Vlog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受欢迎。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妈妈博主”，但对于分享育儿经历的“爸爸博主”着墨甚少。2025年1月的《媒介与传播》（Media and Communication）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小红书平台中“爸爸博主”发布的短视频，并探讨了这些视频如何呈现中国父亲的育儿实践和媒介形象。
论文筛选了285条爸爸博主的热门视频，采用网络民族志和主题分析的方法，识别出视频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和叙事。研究发现，小红书中爸爸博主的短视频呈现出玩乐性和情感策略性两大特征，前者侧重于分享育儿中的趣事和挑战，后者更多展示育儿中的情感支持和鼓励。此外，研究还指出，爸爸博主们也在尝试将育儿实践商业化，有些博主会通过信息性视频直接向观众推介育儿产品，还有博主会通过叙事性视频来讲述家庭故事，然后自然地融入产品推荐。
研究认为，小红书平台上的爸爸博主通过短视频展示了一种“混合父亲角色”（hybrid fatherhood），既包含着传统中国父亲的教育者（培养优秀儿女）和物质提供者（保障经济收入）的角色，也融合了现代育儿理念（提供情感支持、鼓励和陪伴）。作者建议，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男性观众对这些视频的解读，以及这些视频对中国家庭育儿实践的影响，以更全面地理解爸爸博主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