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闻研究（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在最近十余年的崛起，是全球新闻传播学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沿动态，目前正在呈现出从一个研究范畴向一个独立学科发展的态势。
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与新闻学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三个“瓶颈”密切相关。第一，传统新闻学概念体系的解释力在数字信息时代不断衰落，围绕“真实”“客观”“社会责任”等元话语形成的新闻学宏大叙事难以为各种新形式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第二，层出不穷的新的新闻样态、数字技术驱动的信息类自媒体的繁荣和机构媒体的相对式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新闻学体系对新闻业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的“预设”。第三，在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革新的情况下，新闻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与伦理危机，这些危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超出了新闻学的学科边界，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构成危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闻学正在面对“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亟需“体系重建”，而不仅仅是“理论更新”。
新闻学研究在过去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四大主导性范式：规范范式、实证主义范式、社会学范式和全球比较范式。每一种范式的出现都是新闻学界对支配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做出的回应。而在当下，新闻学亟待回应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数字技术的兴起——这一过程给新闻业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影响”，更是一种生态性的“培育”。因此，将“数字新闻学”作为新闻学在信息时代的重大范式革新，对其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做出全面的厘定和建构，就成为了一项紧迫的工作。
发展数字新闻学新范式并不意味着将“数字”作为一味新的“佐料”加入新闻学现有的“熔炉”，而是要在对“数字性”和“新闻性”之间关系的深入辨析的基础上，对整个新闻学的研究活动进行重新概念化。在这一过程中，各项研究工作既要对作为历史条件的“数字化”进程做出充分的理论回应，也要从新闻学学科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展开自觉的范式创新工作。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数字新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
第一，数字新闻学是新闻学基于当下历史条件进行的范式创新。尽管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数字技术”拥有很多类型，其对新闻内容和新闻活动的影响也各有差异，但在生态的维度上，新闻的不同数字化路径其实共同指向了一种在形式上更加扁平的、空间式的传播结构，这种新的结构正在破坏传统新闻学为自身所设立的认知边界和专业传统，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对此做出解释。
第二，数字新闻学是一个总体性的专业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逻辑框架，并为新闻的研究、生产、教育和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换言之，数字新闻学应当是基于对数字媒介生态的准确理解和深刻阐释的新闻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合，是兼具描述性、规范性、解释性和批判性的面向的完整学术话语体系，是一种“关于新闻的动态学”。
第三，数字新闻学与传统新闻学之间保持着“破坏性发展”的关系。数字新闻学并非无中生有，也并不完全是数字技术在新闻业内采纳、普及的直接产物，对数字新闻学体系的建构必须通过准确把握它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来实现，这提醒我们时刻不能偏离新闻学的学术史和学科发展逻辑。
第四，数字新闻学具有明确的批判性维度。传统新闻机构人文主义导向的专业文化的退场令数字新闻的文化日益附丽于由全球高科技公司所主导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话语，并呈现出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的倾向。数字新闻学的研究实践应保持对数字新闻生态与宏观全球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考察，这一明确的批判理论面向或将是数字新闻学之于传统新闻学的重要体系突破。
总之，发展数字新闻学范式已经成为新闻学在数字时代实现体系突破和话语突围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的成效不仅关乎新闻学自身的合法性，也关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信息化未来实现对“人的境况”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深刻洞察。这项体系建设工作有待国内外学界通过对话与协作通力完成。